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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慮

理解焦慮的大腦(二)

更新于 2021-08-18 ? | 瀏覽次數(shù) 0

這種模式一直延續(xù)到今天。2000年卡根退休后一位合作者卡爾·施瓦茨繼續(xù)了這項研究。他是哈佛和馬薩諸塞州總醫(yī)院的一名青少年精神病醫(yī)生,當這些被試18歲、21歲時,他又對其中的一些人進行了測試。

在早期的評估中,已經(jīng)出現(xiàn)了某些特定的模式。4歲時,高反應性兒童行為抑制的可能性是低反應兒童的4倍。到7歲時,幾乎一半的緊張的嬰兒出現(xiàn)焦慮癥狀,害怕雷聲、狗,或黑暗、教室,或在操場上極度害羞;而那些更隨和的嬰兒中只有10%的人會產生此類癥狀。在高反應性嬰兒中,大約五分之一的嬰兒在7歲之前的每次測試中都會表現(xiàn)出抑制和恐懼。

“恐懼是一種難以置信的異質結構,”美國國家精神衛(wèi)生研究所的兒童精神病醫(yī)生丹尼爾·平說,“對社會事物的恐懼與對身體事物的恐懼不同。”

平在馬里蘭大學的兩項縱向研究中合作,對受試者分階段進行了精神病訪談和功能性核磁共振掃描。

大腦的回路可能都參與其中,但不同的恐懼往往會在不同的發(fā)展點出現(xiàn):對小丑、氣球或蜘蛛等事物的恐懼在生命早期出現(xiàn);而害怕社交這樣的社會性活動則會在后期出現(xiàn)。

另外,逃避對具體事物的恐懼相對容易,你害怕狗可以繞開它;逃避社交恐懼則相對困難,因為有些社會活動是無法避免的,比如上學。

隨著年齡的增長,孩子們往往能更好地控制自己的恐懼。到了青春期,卡根研究對象的焦慮率總體下降,包括高危人群。在15歲的時候,大約三分之二的嬰兒期高反應性的人表現(xiàn)得和其他人差不多。

其中一個就是瑪麗,現(xiàn)在是哈佛大學的大三學生,21歲,她在嬰兒時期就屬于高反應組,在1歲和2歲的時候都有適度的恐懼。她并不認為自己很焦慮,只是覺得自己很盡職。

我們之前通電話時,她說:“我不大會不守規(guī)矩。我天性如此,所以守規(guī)矩不會困擾我。我肯定是那個為了取得好成績而努力學習的孩子,在我看電視之前,我就把所有的作業(yè)都做完了。”

瑪麗小時候還是個小有成就的芭蕾舞演員,這給了她一個釋放自我的機會,做自己擅長的事情。這種天賦,加上在卡根所說的“仁慈的家庭環(huán)境”中長大,可能有助于將瑪麗天生的壓抑感轉變成更具建設性的東西。如果說瑪麗現(xiàn)在的高反應性氣質很明顯的話,那就是認真和自制。

卡根和他的同事們發(fā)現(xiàn),性格焦慮的人通常不會那么容易改變。存在著一種隱秘的焦慮癥,一種隱秘的憂慮,它持續(xù)困擾著一部分高反應者,不管他們的外在表現(xiàn)如何。他們無法完全超越自己的本性:有意識或無意識地,他們仍然和小時候一樣。

在卡根的研究中,大多數(shù)高反應性的孩子在青春期都做得不錯,學習很好、參加聚會、交朋友。在表面之下,他們中的許多人仍是神經(jīng)緊張的人。不過,他們學會了接受。

卡根引用了榮格的術語來描述這一狀況,他稱之為人格面具(外在導向的人格)和阿尼瑪(內在導向的思想和情感)之間的區(qū)別。人物角色是可以控制的,但是阿尼瑪通常不能。

馬里蘭大學的內森·??怂拐f,當高風險兒童身上阿尼瑪爆發(fā)時,通常表現(xiàn)為過度警惕和注意力誤導。

在1989年開始的兩項關于氣質的縱向研究中,他對180名4個月大的兒童進行了跟蹤研究,并在他們13歲到15歲之間進行了一系列神經(jīng)心理學測試。其中一項測試稱為空間線索任務,它衡量的是警惕性和將注意力從感知到的威脅中分離出來的能力。

它在電腦屏幕上短暫地顯示了兩張臉,兩邊各一張(同一張臉一邊看起來很危險,另一邊看起來很愉快)。這些面孔漸漸消失,屏幕的一邊出現(xiàn)了一個箭頭,有時在危險面孔的一邊,有時在另一邊。受試者必須注意箭頭并按下按鈕以指示箭頭是指向上還是指向下。

患有臨床焦慮癥的成年人,如果箭頭和危險的面孔在屏幕的同一側,則按正確的按鈕的速度會更快;反之,則按正確的按鈕的速度會更慢(在??怂沟难芯恐?,那些天生就有焦慮傾向的孩子——即使是外表平靜、適應良好的孩子——也傾向于像焦慮的成年人一樣,無論他們是否有意,他們都會更加關注危險的面孔)。

??怂菇o受試者的另一項測試也得出了類似的結果,稱為強化驚嚇反應。在這項測試中,青少年被放在屏幕前,被告知當屏幕是藍色時,有可能會有一股氣體噴到他們的喉嚨——??怂瓜蛭冶WC,這種感覺令人驚訝,不舒服,但并不痛苦。

當屏幕是綠色時,他們是安全的,不會被噴。然后,為了引起驚嚇,實驗者播放一個響亮的聲音并測量青少年的反應(不自覺的眨眼)。

當藍屏打開時,所有受試者都會有強烈的驚嚇反應,這反映了他們正緊張地期待著不舒服的氣體。但是容易焦慮的孩子們在綠屏時也會嚇一跳。即使在沒有危險時,他們也保持著戒備、焦慮和緊張的狀態(tài)。

同樣,無論受試者在現(xiàn)實生活中表現(xiàn)如何,也不管他們在測試過程中的感受如何,這個發(fā)現(xiàn)都成立。

??怂沟暮献髡撸瑖揖裥l(wèi)生研究所的丹尼爾·平,對其中27名青少年進行了功能性核磁共振掃描。當他們在掃描時,派恩給他們看了一些可怕的面孔。有時他讓他們試著測量鼻子有多寬(換句話說,把注意力集中在一個情感中立的細節(jié)上)。其他時候,他讓他們想想,看照片中的人時有多害怕。

處于低焦慮風險組的青少年在看臉時,杏仁核的活動沒有增加,即使他們被告知要專注于自己的恐懼。但是,那些高危人群在考慮自己的感受時(盡管在考慮鼻子寬度的時候)杏仁核的活動增加了。

這一模式再次出現(xiàn)在焦慮易感的年輕人身上,不論他們在日常生活中是否有焦慮問題。在高危兒童中,即使是那些在大多數(shù)情況下看起來很平靜的孩子,他們的杏仁核活動也比其他孩子更活躍。

氣質類型不僅表現(xiàn)在功能性核磁共振掃描中,而且表現(xiàn)在結構性核磁共振成像中,后者關注的是大腦解剖結構,而不是大腦活動。

2007年,負責卡根兩項縱向研究后續(xù)工作的哈佛精神病學家卡爾·施瓦茨對卡根的76名研究對象進行了核磁共振掃描,當時他們18歲(瑪麗被要求參加,但她拒絕了)。他發(fā)現(xiàn),與低反應的受試者相比,4個月時高反應的受試者前額葉皮質往往明顯增厚。

“這太神奇了,”施瓦茨告訴我,“18年后,他們在嬰兒時期表現(xiàn)出的氣質似乎仍在大腦中留下指紋。”

他仍在努力弄清這個指紋的確切含義。例如,他還不能判斷大腦皮層增厚是導致高反應性氣質的原因,還是結果,或者完全是其他原因。

前額葉皮層的一個作用是抑制,抑制來自杏仁核的信號。焦慮癥患者的大腦皮層變厚了,是不是因為它們一直忙于安撫過度活躍的杏仁核,并因此建立了新的神經(jīng)聯(lián)系?或者說,大腦皮層變厚造成了焦慮的傾向?

為了找到問題的答案,施瓦茨從76名被試中篩選出曾被診斷為社交焦慮癥的14個人。剩下的62人,社會功能良好,至少從未遭受過社交焦慮的困擾。

施瓦茨檢查了他們的大腦圖像,高反應組和低反應組大腦皮質增厚的差異依然存在,而且變得更加明顯。對此的一種解釋可能是,較厚的皮層對焦慮易感的人有保護作用。

他推測,這14名出現(xiàn)問題的被試之所以社交焦慮,部分原因是他們的大腦皮層較薄,而那些沒有社交焦慮的高反應被試的大腦皮層更厚。

那么,這些焦慮的年輕人對他們的精神狀態(tài)有什么看法呢?

記住,焦慮可以表現(xiàn)在三個層面:大腦、行為和主觀體驗。

那些大腦在核磁共振掃描中看起來很焦慮的人真的有焦慮的感覺嗎?

因人們無法準確地報告自己的感受,科學家們解決此問題的努力受到了阻礙。派恩告訴我,他的受試者經(jīng)常在事后承認,他們在實驗過程中比當時說得更害怕——這讓他不確定要得出什么結論。

卡根認為,高反應性氣質的特點是對自己身體的信號過于敏感。由此,你可能會認為容易焦慮的孩子會對自己的大腦有所了解。然而,即使在高危人群中,客觀的大腦狀態(tài)和焦慮的主觀體驗也并不總是匹配。

因此很難說高反應的人是否意識到,他們的大腦比其他大多數(shù)人的大腦結構更致密。

施瓦茨說:“人們對自己的感受所說的話意義重大,但這并不是全部。有些孩子可能對自己的大腦狀態(tài)有主觀意識;另一些杏仁核信號同樣活躍的人可能對此知之甚少,這取決于他們的社會適應方式,以及他們所處的養(yǎng)育和支持的環(huán)境。”

人們甚至可能“重新定義”了某些身體上的感覺,這些感覺本來被認為是焦慮的癥狀,但現(xiàn)在卻可能被認為是 “不明的激動和興奮” ,比如情緒高漲或脈搏加快。

發(fā)展心理學家羅伯特·普洛明說,像派恩和施瓦茨這樣的研究可能實際上揭示的根本不是焦慮的大腦,而是一種實驗性的人工制品。普洛明在倫敦國王學院開展了一項針對基因和行為的縱向雙生子研究,他同意焦慮確實有神經(jīng)指紋,但他擔心實驗室里研究的焦慮和作為日常經(jīng)驗的焦慮之間的脫節(jié)。

他說:“假設在現(xiàn)實生活中,你學會了控制自己的脾氣,這樣你就不會歇斯底里。比如,你學會了深呼吸,學會了讓自己社會功能保持正常的技巧。但實驗室不是你平常所處的社交場合。”

“當一個殘酷的畫面‘砰’的一下突然出現(xiàn)在你面前,如果你的反應比一個更樂觀的人的反應快幾毫秒意味著什么呢?”普洛明問道,“這能告訴你當你在現(xiàn)實世界中面對一個令人不安的情況時大腦會做出什么反應嗎?”

為了讓實驗室里的焦慮情緒更真實,平和他國家精神衛(wèi)生研究所的同事埃里克·尼爾森和阿曼達·蓋耶,精心設計了一個實驗,讓躺在功能性核磁共振掃描儀中的青少年相信他們正在上網(wǎng)。他們設置了一個虛假的網(wǎng)絡聊天室,并為研究對象創(chuàng)建了一組潛在的聊天伙伴(擁有笑臉頭像的虛構的青少年,還有虛構的MySpace頁面)。

實驗的設計是,其他虛構的孩子最終會告訴掃描儀中的受試者他們是否愿意和他們聊天。然后,當受試者靜靜地躺著等待決定時,進行掃描。

在目前已經(jīng)完成的少量實驗性研究中,這被證明是對社交焦慮青少年在情感上的重大挑戰(zhàn)。

當焦慮的年輕人在等待一個他們想回避的虛構的年輕人的消息時,杏仁核和前額葉皮層表現(xiàn)出更多的反應。派恩對福克斯的40名縱向研究對象進行了同樣的實驗,目前正在分析結果。

盡管如此,追蹤焦慮的大腦,即使是用更現(xiàn)實的實驗裝置,也只是讓受試者躺在核磁共振掃描儀里,這不僅是人為的,而且是有壓力的。所以普洛明的觀點很有趣。

盡管腦部掃描和其他實驗室發(fā)現(xiàn)可能反映出焦慮在大腦中持續(xù)的、更深層次的表現(xiàn)。但是,如果你已經(jīng)學會控制自己的行為,安排自己的生活,這樣你就可以限制觸發(fā)因素,應對自己的情緒波動,那么這樣的實驗又有多重要呢?

大腦-行為-體驗三位一體的鏈條中,行為似乎是最容易被干預的,科學家們現(xiàn)在正在研究三分之二的高反應性氣質的人是如何避免陷入麻煩的。

毫無疑問,許多環(huán)境因素起了作用,其中有些是可塑性的,有些則不是。例如,在卡根的第一項研究中,他發(fā)現(xiàn)出生順序與氣質似乎是相關的。

行為受抑制的孩子中三分之二有哥哥或者姐姐;與之相較,行為不受抑制的孩子中只有三分之一有哥哥或者姐姐。

他和他的合著者想知道,有哥哥姐姐是否意味著被嘲笑和受排擠,這會成為慢性壓力的來源,進而放大抑制的生物學傾向?

卡根從未重復這一發(fā)現(xiàn),盡管這一發(fā)現(xiàn)很有趣,但它顯示出要找出哪些環(huán)境因素是相關的,哪些是偶然的,是多么困難。福克斯同時指出,那些在小時候就去日托所的高反應性嬰兒在4歲時明顯沒有那些呆在家里陪母親的高反應性嬰兒那么害怕。

那些嘗試搞清楚什么教育方式對焦慮易感氣質的孩子最有效的努力,所得到的結果和所導致的疑問一樣多。

對于一個害怕、情緒激動的孩子,哪一種父母更好呢?是一個溺愛孩子并說一切都會好起來的父母,還是一個對孩子的緊張不安有嚴格限制的父母?

答案是兩種都存在有益的方面。一方面,保護孩子不受那些讓他們擔心的事情的影響可能是件好事。另一方面,敦促他們,甚至強迫他們,去面對他們害怕的事情也許更好。

卡根和??怂箤嶒炇业目茖W家都系統(tǒng)地研究了這個問題,他們得出了兩個有些不同的結果。這兩項研究都涉及一系列的家訪和數(shù)小時的母嬰互動錄像。但是,卡根的研究生多琳·阿庫斯在20世紀90年代初進行的一項研究發(fā)現(xiàn),似乎對高反應性嬰兒最好的是那些設定了嚴格限制的母親,她們不會急于安慰哭泣的孩子。

而??怂沟牟┦亢笱芯繂T阿米·阿什利·哈恩在十年后發(fā)現(xiàn)的另一種情況則稍有不同:最適合情緒激動的嬰兒的是敏感的母親,她們以自己的方式對待害怕的孩子,并以一種接受和支持的方式與他們互動,而不是打擾他們。

當然,有時候,堅定和冷酷之間有一條分界線,支持和干涉之間也有一條分界線。這使得把阿庫斯和哈恩的研究成果轉化為焦慮易感兒童養(yǎng)育指導變得尤為困難。

無論如何,最好的結果就是撫養(yǎng)一個學會獨自與惡魔搏斗的孩子。有些孩子自己找到了有效的應對方法。

“多年來,內心的掙扎一直困擾著我,直到我能夠放手讓自己平靜下來,”一位高反應性被試在一篇文章中寫道,“例如,當我在華盛頓第一次聽說炭疽病時,我開始感到胃部不適。我意識到我只是因為焦慮而感到惡心。一意識到這一點,胃痛就消失了。因為我現(xiàn)在明白了自己的焦慮傾向,我可以說服自己擺脫簡單的恐懼。”這段話所揭示的智慧似乎超過了他13歲的年齡。有很多成年人,不管焦慮與否,都不能像這個男孩那樣控制自己內心的獨白。

對于那些需要幫助克服恐懼的孩子們,一些心理學家嘗試盡早進行干預,通過一些項目,給焦慮的孩子們提供工具,讓他們平靜頭腦中的恐懼想法。孩子們經(jīng)常被教導與焦慮的成年人相同的技能,這是認知行為療法的一種變體,旨在阻止無休止的反復的焦慮思想,取而代之的是聰明、理性的內心聲音。在某種程度上,它教會焦慮的人去做非焦慮的人自然會做的事情。

威廉姆斯學院的恩格爾正在寫一本關于氣質的書,名叫《紅旗與紅鯡魚》。他說:“我有一個朋友是臨床心理學家,我們經(jīng)常談論這個問題——人們如何能讓自己不那么焦慮。”

恩格爾說,她天性非常焦慮,她三個兒子中的老大也是如此。我們應對焦慮的方式是,凡事我們都盡量提前完成,迫在眉睫的最后期限會讓我們焦慮,讓我們無法忍受。她說:“我們非常擔心做事延誤,所以提前了五天就這樣做了。”

我們還做一些其他事情來緩解焦慮。比如,喝酒,或者拖延癥發(fā)作,假裝沒有期限。我想我們都很幸運,這些方法對我都適用。

哈佛大學的心理學家、《白板:現(xiàn)代對人性的否定》一書的作者史蒂文·平克說,這種適應可能與智力有關。他認為,基于純粹的猜測,高智商的人更善于克服焦慮的氣質,更容易“把自己的焦慮看作是一個需要解決的問題,盡量減少不必要的焦慮,同時仍然有足夠的焦慮去完成事情。”

至少有一項研究支持平克的印象。2004年,兩位英國科學家在一篇題為“擔憂者能否成為贏家”的文章中,對一組金融服務經(jīng)理進行了個性問卷調查,結果發(fā)現(xiàn),那些自稱在焦慮特質上得分很高的人,他們的工作可能更出色,但前提是他們的擔憂伴隨著高認知能力。

福克斯說,那些學會適應的高反應性者和那些不經(jīng)常適應的人的區(qū)別,歸結起來很簡單,比如找到一兩個支持他們的朋友——或者,像瑪麗和她的芭蕾舞團一樣,找到一些他們擅長的、能讓他們感到自信的東西。

但是,適應焦慮和不適應焦慮的人之間也可能存在一些生理差異。例如,第19個嬰兒在成長過程中遇到了一些問題。一歲的時候,她是卡根研究中最害怕的孩子之一,她在中學時有過一次抑郁癥發(fā)作,十幾歲時被診斷為社交焦慮癥。雖然這些可能與許多環(huán)境因素中的任何一個有關,包括家庭破裂,但也可能與她18歲時腦部掃描時發(fā)現(xiàn)的一個奇怪現(xiàn)象有關。

施瓦茨說,在核磁共振掃描儀中,讓她看一系列陌生的面孔,她的杏仁核反應強烈——大約是典型低反應者的3倍。這是施瓦茨對一個有氣質和精神病史的人的期望。不過,更令人驚訝的是,核磁共振結構掃描發(fā)現(xiàn)她的前額葉皮層相對比較薄,和之前研究發(fā)現(xiàn)相悖。

施瓦茨告訴我:“這是與情緒調節(jié)有關的大腦區(qū)域。就她的情況而言,是否是因為她薄薄的皮層無法調節(jié)杏仁核的過度活動,導致她比皮質較厚的人遇到更多的問題?”他說:“就個人而言,下結論總是有點危險。”

事實上,這幾乎是不可能的。但可能影響結果的一個因素是,這兩個區(qū)域(杏仁核和皮層)是否同時活躍。“也許一個反應強烈、杏仁核神經(jīng)質的人可以設法避免焦慮的行為和主觀體驗,因為一個強大的皮層可以讓過度活躍的大腦安靜下來。但她的情況卻不同,緊張的杏仁核可能會伴隨著一個不能夠產生抑制反應的皮層。當發(fā)生這樣的情況時,”施瓦茨說, “結果是你有更多的麻煩。”

從神經(jīng)學的角度來看,焦慮帶來了一個無法回避的問題:為什么一個導致如此多精神痛苦的特質會首先進化。

對于整個物種來說,最有可能的優(yōu)勢是擁有一些群體成員,他們是高度敏感的,他們把一切都視為威脅,隨時準備發(fā)出警報并采取行動。不過,對個體而言,被抑制意味著交配機會減少,更不用說心理負擔,大腦總是處于高度警覺狀態(tài)會讓你疲憊不堪。

在現(xiàn)代社會,焦慮氣質確實提供了某些好處:謹慎、內省、獨立工作的能力。這些可以是適應性素質??ǜ^察到,他的樣本中的高反應性者往往能夠避免社會不良因素的危害。他說,因為他們比那些狂野的同齡人更加克制,高反應性的孩子不太可能嘗試毒品、懷孕或魯莽駕駛。

只要不表現(xiàn)為臨床疾病,具有高反應性氣質的人一般都認真,凡事做好準備,未雨綢繆。

焦慮的人可能是最投入的工作者和最細心的朋友。擔心遲到的人會計劃早點去。急于做公開演講的人會更加努力地為演講做準備??荚嚱箲]能導致更好的學習;對旅行的恐懼會導致仔細繪制旅行路線圖。

卡根告訴我,他在哈佛工作的40年里,他雇用了至少200名研究助理,“我總是尋找反應性很強的人。他們是強迫性的,他們不會犯錯,他們在編碼數(shù)據(jù)時很小心。”他說,他敢肯定,當美國把人送上太空時,堅強勇敢的宇航員在嬰兒時期就是低反應者,而工作嚴謹細致認真的任務控制人員則是高反應者。

焦慮的氣質也可能起到更崇高的作用。“我們的文化有一種錯覺,即焦慮是有毒的。但是,如果沒有那些喜歡獨處的內向的人,我們又能從哪里得到那些讓社會繁榮的作家、藝術家、科學家和計算機程序員呢?”卡根喜歡指出,“T.S.艾略特患有焦慮癥,他的傳記表明他是一個典型的高反應性嬰兒。”卡根說:“‘我要在一把塵土中向你展示恐懼’——他寫這句話的時候不可能不感到緊張和不安。”

當然,這些都是概括性的,很容易找到例外。但例外意味著,實際上,神經(jīng)學和行為學之間的聯(lián)系是復雜的。很可能有數(shù)百種不同的氣質,這些研究只調查了兩種最穩(wěn)定、最易測量的人。如果說一個高反應性的嬰兒會變成一個行為受抑制的孩子,而這個孩子會變成一個焦慮的成年人,那么所有關于氣質的科學研究也不比算卦好到哪里去。

焦慮氣質的預測能力,基本上只在一個方向上起作用:不是預測這些孩子會變成什么樣,而是預測他們不會變成什么樣。在對焦慮癥的縱向研究中,你可以自信地說,高反應性的嬰兒長大后不會變得朝氣蓬勃、外向、活潑或大膽。同樣的,西爾維婭·普拉斯(美國女詩人,死于自殺)幾乎肯定不會成長為比爾·克林頓,但她可以成長為焦慮和有自殺傾向的人,或者僅僅是一個詩人。氣質固然重要,但生活會介入其中。

至于第19個孩子,她的氣質沒有反轉,而且很可能永遠也不會反轉。卡根告訴我,她在上大學,成績很好。但她的氣質仍然體現(xiàn)在她的個性中??ǜf,這個孩子“沉默”而“憂郁”,她仍然是,也許永遠是,一個憂慮的人。河南領先心理咨詢尊重原創(chuàng),旨在分享,文章屬于原作者,根據(jù)網(wǎng)絡資料整理如涉及版權,請及時聯(lián)系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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